“求合作、谈环保、论边界,一个都不少”,“德国之声”说,作为世界第一大和第三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中印两国15日还罕见发表了一份关于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在敏感的边界问题上立场也在相互考虑。奥地利《新闻报》说,经过多年敌意,中印似乎开启了亲密模式,两个国家的心情似乎从没这么好过。

摘要:
4月2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武汉与印度总理莫迪进行非正式会晤,“重启关系”成为关键词。27日零时10分,莫迪一行抵达武汉。
长江网
图4月2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武汉与印度总理莫迪进行非正式会晤,“重启关系”成为关键词。“两国领导人将围绕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行战略沟通,并就中印关系未来发展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22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说。26日,在出访前一天,莫迪总理也发布推特表示,他将与习近平主席就一系列双边和全球重要议题交换意见,特别是在当前和未来国际形势的背景下,双方将讨论各自国家的发展愿景和优先事项,“我们将从战略和长远的角度审视两国关系的发展。”在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民旺看来,此次会晤是自1988年时任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访华实现中印两国关系正常化以来,中印领导人举行的第一次非正式会晤,“是一次超常规的安排”。“去年夏天发生的洞朗对峙是近年来两国关系的最低点,而两国领导人在武汉的非正式会晤则会成为开启稳定的双边关系的新起点。”林民旺26日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分析称,这显示出“印度有情,我们有意”,首先是印度一方有意调整,其次是我们愿意给他这样一个待遇。上海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南亚中亚所所长、同济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王德华也对澎湃新闻表示,美国总统川普持有的“美国第一”的立场让许多国家都感受到寒意,在当前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和印度拥有许多战略契合点,两国的共识将会多于分歧。具体而言,在边境、中巴经济走廊以及反恐议题上,双方会有更多共识,可以慢慢消弥分歧,开展更多合作。莫迪将在45天内两次访华中印领导人举行非正式会晤的消息,让一些西方媒体“大跌眼镜”,因为在不到一年前,两国还在边境发生了纠纷。去年6月发生的洞朗对峙事件让中印关系一度恶化,直到8月底事件得以解决。当年9月,印度总理莫迪到厦门参加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并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了会谈。此次非正式会晤也正是在金砖会晤上促成的。中国驻印度大使罗照辉25日在《人民日报》撰文称,去年发生洞朗对峙事件后,两国领导人直接指挥,双方外交部门展现智慧予以稳妥解决。习近平主席与莫迪总理在厦门会晤时,同意开新篇、朝前看,敲定举行非正式会晤的重要共识。罗照辉认为,当前中印关系趋稳向好,为非正式会晤奠定了良好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武汉非正式会晤后,莫迪还将于6月9日至10日再次来到中国,参加在青岛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也就是说,在45天内,莫迪将两次访华,这个不寻常的举动引起了媒体的注意。“这意味着中印最高级别对话取得了重大突破。”《亚洲时报》如此评价。王德华说,或许正如一位印度大使所告知的,这将是一次里程碑式的访问,会成为中印两国关系走出去年洞朗对峙以及1962年中印摩擦的阴影的新起点。《印度时报》也把这次非正式会晤与1988年印度时任总理拉吉夫·甘地对华进行破冰访问相提并论。当年,拉吉夫·甘地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举行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会晤,重新设定了1962年战争以来的两国关系。“习近平和莫迪这次非正式会晤表明两位领导人都在努力为陷入一系列争端和分歧的双边关系寻找未来的新范式。”《印度时报》认为,这次会晤将是中印关系的一个里程碑。林民旺还介绍说,从印度的角度来看,印度在过去的一年中对外交做出了调整。举例而言,印度与日本加强在政治、经济和安全等领域的全方位合作,印度还修复与俄罗斯的关系,并在南亚地区同其他体量较小的邻国改善关系。在其周边外交中,同中国修复关系是印度本次调整中最重要的一环。中印合作才能成就“亚洲世纪”另一个引起外界关注的是,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所称,中印领导人“将围绕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行战略沟通”。何谓“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实力的提升或是其中之一。1988年,当印度前总理甘地访华时,中国和印度GDP总和约6500亿美元,只有当时美国的11%。三十年后的2017年,中印两国GDP总和已达15.6万亿美元,已达到现在美国的八成。与此同时,随着英国脱欧和美国总统川普的当选,世界局势的不确定性越发明显。眼下,川普还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贸易保护主义浪潮。美国有线新闻网(CNN)称,虽然美国倡议的新亚太战略中囊括了印度,但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阴云也在逐渐笼罩印度的经济。报道认为,印度将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川普日益激进的贸易政策是印度经济界日益担忧的根源。目前,中国是印度的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达840亿美元,500多家中资企业在印度扎根。CNN推断,改善脆弱的经济关系是此次重启双边关系的重要一环。鉴于美国近期针对中兴通讯的禁令,中美两国“贸易战”的紧张局势不减,经济学人智库亚洲区主任邓肯(Duncan
Innes-Ker)认为,中国需要进入印度的市场,虽然印度在不断地向中国征税,但并没有竖起关税壁垒。而解决这些经济问题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印度曼尼帕大学地缘政治系主任那拉帕特(Madhav
Das
Nalapat)认为,中印两国领导人有一个共识,即中印需要合作,让21世纪成为亚洲的世纪。“(两国元首)将努力建立一个牢固的高级别关系,从而为解决下面的问题提供条件”,那拉帕特说。早在1988年,据《人民日报》报道,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会见印度总理甘地时说,“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真正的亚太世纪或亚洲世纪,是要等到中国、印度和其他一些邻国发展起来,才算到来。”王德华认为,“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所说:中印用一个声音说话,全世界都会倾听。中印关系变好,上海合作组织甚至20国集团峰会,都可能会扩大规模,在重大的国际事务上就会发出相同的声音”。莫迪有为明年争取连任的现实考量此外,CNN26日援引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研究员马诺伊(Manoj
Joshi)表示,印度热衷于保持关系的平衡,特别是中国越来越靠近印度的对头巴基斯坦。“两国关系处于不稳定的境地,印度试图回溯过去,修补过去两年所破坏的关系”,马诺伊说,“中国也在努力不让印度回到美国的阵营”。报道称,莫迪希望与中国维持稳定关系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莫迪将在明年的大选中争取他的第二任期,虽然他获得了大多数选民的青睐,但涉及到与中国潜在的激烈冲突时,他的民调数据并不示好。莫迪此行在规避大选风险的同时,也在为全球经济合作不确定性增强的当今,打开更多的可能性。王德华认为,印度目前正在进行重大的调整。此前一个印度大使曾经撰文称,现在的莫迪有点像当年的甘地。莫迪曾寄希望于和美国以及日本等一起对抗中国,现在他总结出经验就是搞好和中国的关系。莫迪也总结出,不能够和中国搞对抗,印度要发展就要搭上中国的便车。“此前,印度希望通过和日本的合作打造几个高铁样本,但现在进展不是很顺利。莫迪意识到,只有中国才能帮助他进一步作出更多的政绩,为自己下一次连任打下基础。此外,前一段时间,印度国内社会矛盾重重,多个地方选举不是很成功,大吉岭也闹得很凶,莫迪也意识到,如果和中国对抗,莫迪在国内会面对更多压力。”王德华说。而武汉的非正式会晤也将给莫迪进一步了解和认识中国的机会。23日,印度前外交秘书苏杰生透露,此次会晤没有特定的目的和议程,对话将是“个人的”、“有互动的”。根据印度媒体的报道,两位领导人将进行一对一的会谈,没有任何部长或顾问参与,会晤旨在重新定义两国未来的关系。央视新闻客户端24日报道称,一般来说,非正式会晤礼仪活动比较简单,会谈的形式也会比较多样,可以边散步边谈,双方可以畅所欲言,这有利于双方沟通,加强理解。“相信武汉之行将成为莫迪总理的全新体验,进一步增进他对中国的了解。”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孔铉佑24日说。

一是,为什么莫迪总理要在短期内两次访华,武汉的高层会晤有何特别的议程?按照王毅外长的说法,“两国领导人将围绕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行战略沟通,并就中印关系未来发展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所谓“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指的是中国和印度的同时快速崛起,使世界三分之一人口走向繁荣进步,从而根本上改变着世界格局,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而两国领导人非正式对话的议程则是“中印关系未来发展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目的则是“就世界格局和中印关系做出战略判断,引领中印关系把握大方向,树立新目标,开创新局面”。

在与不丹、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国的关系中,中国也基本上遵循了上述原则。近年来,印度在与邻国的关系上越来越务实,如2015年6月与孟加拉国互换162块飞地,化解了长达300年的恩怨,被称为“南亚柏林墙倒塌”之举。令人感到欣慰的是,20世纪末以来,印度政府、议会、媒体和公众对中国与南亚其他国家发展关系的反应不再像以前那样敏感。如2016年印度国防部报告就与以往不同,没有直接点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名。在中国与南亚其他国家的关系方面,印度以往警惕、对抗为主调的心态逐渐被审视、竞争所替代。

  “莫迪正在访华,中国官方电视台却在节目中使用排除阿鲁纳恰尔邦(即我藏南地区——编者注)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的错误地图”,
15日一早,《印度时报》等多家印度媒体都在转这条消息,印度舆论对两国边界问题的敏感与关切可见一斑。《印度斯坦时报》此前一篇评论文章还要求莫迪,“在中国,必须领土问题第一,经济问题置后”。不过就连美国《纽约时报》都注意到莫迪访华期间中印两国政府流露出的善意,莫迪在会见记者时感谢中国政府为前往卡拉萨山朝圣的印度公民开放一条过境中国的通道,那里被认为是印度教湿婆神修行的地方,此通道未开放时,印度朝圣者必须绕道尼泊尔,路途更长。

三是,为什么选择在武汉进行非正式会晤?选择武汉显然是双方深思熟虑后的选择。将会晤地选择在武汉而非北京,一方面是基于平等相待的考虑(否则印度国内的反对派会说莫迪是“朝拜北京”),另一方面也寄托中方对中印关系发展的期待。众所周知,1956年毛泽东主席在畅游长江后写就了着名的《水调歌头·游泳》。其中,该词里,“……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尽管该词原意描绘的是祖国江山的雄伟瑰丽和巨大的建设成就,另一方面该词恰恰表达出中方对于两国关系发展的期待。想象一下,面对烟波浩渺的东湖,中印两国领导人在“闲庭信步”中“指点江山”,由此两国关系“变通途”,进而“当惊世界殊”,这不正是王毅外长说的,两国领导人“就世界格局和中印关系做出战略判断,引领中印关系把握大方向,树立新目标,开创新局面”。

一是边境形势趋于平和。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印边界问题开始凸显,并导致两国关系不断恶化。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西藏叛乱、达赖出逃印度,特别是1962年边界战争使中印关系全面恶化,印度与中国走向战略对立,中国把印度政府视为各国反动派的领头羊之一。60年代后半期至80年代,中印边界又爆发过几次严重危机。1970年,中印关系开始出现缓和,但缓和进程因第三次印巴战争和印方原因屡屡受挫。1971年12月,印度议会通过法案,将印控中印东段争议地区“东北边境特区”升格为“中央直辖区”。1974年9月,印度通过宪法修正案,把锡金变为它的一个“联系邦”,1975年4月又吞并锡金。1975年10月,中印边境部队在东段土伦山口发生武装冲突,两国关系再度紧张,导致大使级外交关系迟至1976年9月才得以恢复。1979年2月,印度外长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正式访问中国,拟就改善和发展中印关系全面交换意见,但未接受中国提出的解决边界问题互谅互让的“一揽子解决”意见。1981年6月,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黄华进行了1960年以来中国政府领导人对印度的首次访问,双方同意边界分歧没有必要成为改善中印关系的障碍。同年12月,中印两国边界问题谈判在中断20年后得以恢复。自1981年12月至1987年11月的6年里,中印就边界问题和发展两国关系的具体措施举行了8轮会谈,虽边界问题进展不大,但印度在1987年第八次边界会谈时在边界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开始有所有所松动,除边界问题之外的其他方面获得进展。1986—1987年,中印再度因扯冬和桑多洛河谷发生公开争辩和对峙;12月,印度议会通过法案,将此前在中国藏南地区成立的“阿鲁纳恰尔”中央直辖区升格为“阿鲁纳恰尔邦”,中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宣布不予承认。

  “中印:朋友,敌人,还是非敌非友?”CNN以此为题的文章说,在1962年战争后,中印关系陷入过“深度冻结”状态,但自2000年开始双边关系回暖,这很大程度上是缘于贸易。从那时起,中印两国贸易年增长率达到29%,在全世界范围内是最快的,但两国贸易赤字过大以及边界争端,成了困扰双边关系的最大阻碍。但在习近平与莫迪分别上台后,中印关系迎来一个发生根本变革的机遇,两国领导人在国内都获得坚定支持,并有共同意愿为两国关系发展寻找新的路径。文章说,当中印两国领导人西安茶叙时,他们将很清楚地意识到,为实现和平崛起的目标,他们所要做的不仅是友善共存,还需相互借重。

如此种种,在过去一年里,印度对自己的外交进行了调整。除了加紧与日本在安全、政治、经济上的全方位合作外,印度还着手修复同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加强改善同南亚其他小国的关系。修复同中国的关系,更是这一调整中最重要的一环。

对于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印度方面一直有明显误读,主要体现在把中国未做明确表态臆想成是对印度主张的默认。印度政府认为中国没有及时对它宣布的政策提出质疑,如1951年和1952年中印在多个场合讨论印度在西藏的利益时,“中国政府均未提出有何边境问题需要谈判”;1953年12月中印就中国西藏地方与印度关系问题在北京开始会谈,印度政府的目的就是“解决数百年来的老问题”;[8]印度方面主观认定,1953—1954年中印就西藏问题进行谈判和签署协定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显然失去了“就西藏与印度边境提出问题的一个机会”。印度官方间接承认,印度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之所以对中国友好,在中国的联合国席位、朝鲜战争、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等问题上帮助、支持、同情中国,主要是想得到中国的报偿,其中最想要的就是边界问题。印度官方透露,1954年4月29日中印签订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时,印度“为了表示友善之意”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地区”。[9]但中国政府未及时向印度提出抗议或异议,并不等于默认“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这是一个简单不过的道理!周恩来在1959年1月给尼赫鲁的复信中说:“中印边界是从未经过正式划定的。在历史上,中国中央政府和印度政府之间从未订过有关中印边界的任何条约或协定。”他还把“麦克马洪线”的非法性与这条线本身区别开来,说中国政府感到有必要对此线“采取比较现实的态度”。[10]

  俄罗斯“自由媒体”15日的文章甚至将莫迪访华称为“美国的新噩梦”,文章的逻辑是,莫迪访华将彻底改变两国关系,使其提升至新高度,并让印度—中国—俄罗斯大三角成为现实,进而将令美国感到不开心。

从传统友谊上说,俄罗斯可谓与印度关系最好的大国,但是“洞朗对峙”中俄罗斯完全沉默。印度就此问题向俄罗斯通报,但是俄方并没有显示支持态度。印度想要拿出印俄在2017年10月19-29日举行“因陀罗2017”军事演习来壮胆,但是俄罗斯外交部回答称,这一演习是年度例行演习,早在4月份就定下来了。

[1]孟庆龙,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宣部马工程重点项目《世界现代史》教材课题组首席专家,武汉大学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四川大学客座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美国外交史、世界现代史、国际关系史,近年来致力于中印边界问题与国际关系的研究。主要著作有《战争与当代国际安全》、《英美新殖民主义》等,以及论文《中印边界冲突中的英国因素》、《英国图谋西藏“自治”与中印边界问题缘起》等。

  “印度不可能复制中国,但可以学习中国”,CNN新德里站负责人拉维15日在印度拉迪夫新闻网撰文称,去过印度的每个人都清楚,这个国家的基础设施需要一次“全面大修”,不论道路、港口、城市中心还是厕所,都是如此。而中国是全球基础设施建设超级大国,为什么两国不能合作呢?此外,中国人在变老,即将面临劳动力短缺,而印度到处是年轻人,急需工作岗位,为什么两国不能合作呢?文章说,显然,中印两国领导人都很清楚这一点。对印度来说,如果不在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向中国学习,那将等于白白浪费了一次机会。

如果说“洞朗对峙”是近年来中印两国关系的最低点,相信武汉的“东湖会晤”则会是开启稳定的中印关系的新起点。暂且不论这场会晤的具体成果是什么,单就两国领导人能够在“闲庭信步”中“纵论天下”,就足以表明,中印关系已经摆脱“洞朗对峙”的困局了。

[5]Boundaries between India, Tibet and
China,1950,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号 FO371/84464。

  在一些媒体看来,莫迪此次访华还带着另一项任务——学习。《印度教徒报》题为“印度渴求中国发展诀窍”的文章说,印度外交界把莫迪的中国行看做学习之旅,印度期待得到中国的技术援助,无论是在铁路项目还是产业工人技能培训领域,印度都希望通过与中国合作最终促进“印度制造”。印度还希望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给予印度更多帮助。

中印两国也看到,需要对近年来两国互动模式进行纠偏。事实上,2014年5月莫迪上台之初,两国关系取得了很大突破,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印度加入了上海合作组织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方同意开通乃堆拉山口作为印度官方香客的朝圣路线,中国在印度建设工业园区等等,彼此在外交上形成互惠互利的合作模式。但是自2016年以来,印度在加入核供应国集团和恐怖分子列名等诉求上同中国的分歧显现,为此印方采取了一系列“报复”措施,在敏感的领土边界、涉藏等问题上开始搞小动作,形成了中印消极互动的趋势。

妨碍中印关系健康发展的主要是英国殖民印度时期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所谓西藏问题,不存在其他什么大的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两国虽因边界问题发生过分歧、对峙、武装冲突,乃至边界战争,双边关系因边界争端多有挫折和起伏,但从总的趋势来看,边界问题对中印关系大局的影响在减弱,双方对边界问题实行了卓有成效的管控,在处理双边关系时更加务实,越来越具有战略眼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单就两国领导人能够在“闲庭信步”中“纵论天下”

三是在边界问题上不断增进互信、有效管控分歧。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国际格局的变化,印度开始实行大力推进经济发展的政策,两国领导人增加互访,中印关系发展进一步加快,中印边界问题不断向前推进。1988年12月拉吉夫·甘地访华,为中印边界问题最终解决开设了最高层对话渠道。此后,中印就边界问题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谈判,在若干问题上达成共识,取得阶段性成果。1991年12月,李鹏总理在中国遭受西方国家制裁之时访问印度,双方对边界问题表示了共同的关心与愿望,签署了五项协议和备忘录,两国关系向前迈进一大步。1993年9月,印度总理拉奥访华,双方签署了几个文件,其中,《关于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规定双方通过和平友好方式协商解决边界问题,是自1981年两国边界问题谈判以来取得的一个重大进展。1996年11月,江泽民主席应邀访问印度,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印度,为中印发展友好关系揭开了新的一页。双方签署《中国和印度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1998年,两国关系因印度政府以“中国威胁”为借口进行地下核试验再次受到伤害。1999年1月,印度总统纳拉亚南公开收回“中国威胁”论。同年6月,印度外长辛格应邀访华,中印关系再次开始改善。2000年5月,印度总统纳拉亚南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2001年1月,李鹏委员长访问印度,双方取得许多共识。此次访问被称为“了解之旅、友谊之旅、合作之旅”,中印关系得以修复。

中印关系的新起点

中国和印度互为邻国,都是世界文明古国,在宗教、文化、历史等方面源远流长,关系密切,在两千多年的交往史中,和平、友好一直是中印关系的主流。虽然两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不同,但20世纪50年代末之前,“印中人民是兄弟”一直是两国关系的总体特征。1959年西藏动乱及随后达赖喇嘛逃亡印度,以及1962年的边界战争,使中印关系跌入低谷。两国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缓和,80年代末实现正常化。此后30多年来,两国虽在边界问题、西藏问题、外交政策等方面仍存有分歧、不和,但已鲜有对抗。总体来看,两国都集中精力发展经济,都需要和平的外部环境,对话、交流、竞争但不对抗已成为双边关系的主要特征。中印两国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学者和民众认识到,只要中印联手,亚洲就会和平,就会有光明的未来,就能对世界和平与繁荣做出贡献。

“东湖会晤”是开启稳定的

[11] 见《环球时报》2015年6月29日。

这一消息一公布,就引发了国内外媒体的关注和好奇。更具突破性的是,这是自1988年拉吉夫·甘地访华实现中印关系正常化以来,中印领导人举行的第一次非正式会晤。

[6]见印度军队官方历史记录:《印度:1962年与中国冲突的历史》,第一章“北部边界”;《谁是六二年的罪人》,第31页。

不过,很多人更好奇的是,究竟什么因素,能使中印走出困局?首要的原因无疑是对两国外交的反思。就印度而言,最重要的是它从“洞朗对峙”中看清楚其外交政策的不足。

就中印两国对边界问题的反应和态度进行比较,可发现更多积极的变化。两国对1962年边界战争的态度大不相同。中国对此一直做淡化处理,认为这只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小插曲,近年来在官方媒体、学术会议等场合,很少提及边界问题,教科书中很少提及甚至略去了对这场冲突的记载。印度政界、议会、公众舆论虽然一直把1962年战败视为羞辱,但也提不出多少支持其边界立场的历史依据,激烈、好战的言论明显减少。此外,对待决策者的态度也差异明显。印度国内有些人把当年战败的责任归咎于尼赫鲁,甚至认为他是历史的罪人;中国虽然认为尼赫鲁对边界冲突和两国关系恶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仍然视他为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不结盟运动的主要发起者,是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领导人。中国的态度和做法对于中印关系的改善和正常发展,在官方交往、舆论动员等营造氛围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印关系已经摆脱“洞朗对峙”的困局了

中印之间相互了解不对称,中国人对印度的了解要远远大于印度人对中国的了解。边界争端及其导致的关系恶化对中印两国来说,都有值得总结的地方,对于两国自身的建设和发展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特别是对印度来说,1962年战败对尼赫鲁和整个国家都是羞辱,心理和战略层面的影响持续至今。中、印分别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末开始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虽然边界问题至今仍未解决,战略谋划多有不同,也存在竞争,但两国良好的双边关系至关重要,拥有越来越多共同的经济利益和商业利益。中印双边贸易额在2015年达到700亿美元,且增长趋势明显。两国在地区和国际上利益相同或接近的方面远大于分歧,其演进前景绝对应当是双赢而非零和博弈。2015年6月,中国自1962年战争后首次开放乃堆拉山口,为印度朝圣者进入西藏提供方便。印度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此举表现出极大善意,印度也应释放出更多积极信号。不少印度媒体和高官认为,中国是发展“最好的榜样”,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等,都是为了建立亚太新秩序,并对全球产生影响,世界应当习惯崛起的中国;印度应积极看待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其连通中亚政策应与“一带一路倡议”协调推进,不必担忧中国的战略意图,心态应更加开放,搭上中国的“丝路班车”。2016年4月,中印高层表示要妥善处理边界问题,深化经济、安全等各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成为亚洲发展的“巨大引擎”。

虽然对于武汉会晤将取得何种成果仍不明晰,但是,双方能同意通过举行这一会晤来改善和提升两国关系,本身意味着双方已经摆脱过去的阴影,两国关系返回到了正常轨道,甚至可能经由武汉会晤实现构建稳定的中印关系的目标。

处理南亚地区关系更加冷静、务实

超常规的安排

[4]见印度军队官方历史记录:《印度:1962年与中国冲突的历史》,秘密,第一章“北部边界”。

超常规的东湖会晤

(此文首发于《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年8月,上)

2018年4月22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与来华访问的印度外长斯瓦拉吉共同会见记者时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将于4月27日至28日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非正式会晤。由于印度政府已经确认莫迪总理将会出席6月初在青岛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这就意味着短时期内莫迪总理两度访华。

鉴于上述在边界历史问题立场上的根本性分歧,再加上国际环境的影响,以及对国内政治的考虑,再加上两国建国时间不长、外交上经验不足,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中印在处理边界问题和两国关系时,言辞和行动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不够成熟。80年代以后,两国及国际上对中印边界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的认识越来越客观、全面,双方过激或情绪化的言行明显减少。虽然两国对“麦克马洪线”的立场没有根本性改变,但在相关历史研究中出现了一些新的迹象,特别是近年来,包括中、印及英国等国在内的一些学者,利用原始档案资料对中印边界问题的起源、责任和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解读,提出了新的观点,甚至一些印度学者也接受了中国学者的看法,即英国当年在“麦克马洪线”及“西藏问题”上玩了阴谋,对于中印边界冲突的历史根源难辞其咎,负有直接责任。值得关注的是,中印学术界的研究和交流活动,为官方通过会晤、谈判推动边界问题的解决发挥了越来越多的咨询和支持作用。

媒体和观察家们好奇的是,2017年“洞朗对峙”中似乎一度可能发生冲突的中印关系,为什么在几个月后却突然间实现关系的大转圜?从细节上的特殊安排中,如何能够解读出未来的发展趋向。

域外因素对中印关系的影响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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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夸大、渲染中印不和甚至相互遏制、对抗的主要是日本、美国、英国等外国媒体,印度媒体则很少。如2015年5月,日本媒体称莫迪推行“近交远交”外交战略是为了遏制中国;9月初,日本媒体和澳大利亚媒体称印澳首次举行海军演习剑指中国潜艇;12月,日本媒体把首相安倍晋三访问印度、日印走近称意在应对“中国崛起”;美国媒体把印日签署铁路和防务协议说成是图谋制衡中国。2015年5月底,在莫迪访问孟加拉国前夕,英、日、美、澳等西方媒体更是齐声炒作“中印竞争”;6月,美国媒体称中国潜艇首次访问巴基斯坦令印度不安;7月,莫迪展开史无前例的中亚之行,英国媒体称莫迪此行是为了在中亚追赶中国的影响力。印度有少数人,如空军参谋长妄称中国“遏制印度”,但多数媒体发声较为理性。如2016年4月,有印媒就中国在斯里兰卡建设港口、加强防务合作只是说给印度带来了挑战,没有使用批评性的语气,还有印媒提醒对美国要保持戒心;同月,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南海高调刷了存在感之后访印,大谈美印“注定要在本世纪成为战略伙伴”。印媒直言警告,说卡特此行有中国因素,印度应“睁大眼睛”不要被他国利用。美国学者也认为,美方极力拉拢印度反华多半会失望。印度防长在卡特访印几天后便前往中国访问,主要目的是落实两国在2013年达成的边防合作协议。对于美国渲染美印战略同盟关系,声称在地区和全球层面上支持印度发挥更大作用,中国并未评头论足,而是胸襟宽广,泰然处之。而就在这个节点上,中俄印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会晤时发表了南海问题应当通过当事国之间谈判解决的声明,支持了中国的立场。

早在2016年底,观察家基金会研究员曼诺吉·乔什就曾告诫过印度政府,以强硬施压的方式要中国改变在NSG问题上的立场,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而印裔着名学者白康迪则在一篇评论中直言,“新德里太亲美,而对华外交却太富于进攻性”。

人们通常把1913—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作为中印边界问题起源的主要历史事件,将西姆拉协定及所附的标有“麦克马洪线”的地图作为中印边界问题起源的重要历史文献。对于此次会议及其文件的有效性,中印双方立场迥异。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代表陈贻范虽然草签了《中英藏条约》草约,但并未在正式条约文本和地图上签字或盖章,中国中央政府通过三个管道[2]声明陈贻范的草签无效。对于这个十分重要的历史细节,印度方面避而不谈,只是笼而统之地说,尽管后来中国政府拒绝承认西姆拉协定,但“三方代表都在协议上签了字”,还进而主观得出结论,说西姆拉会议“确定了印度—西藏,西藏—中国之间的边界”。[3]印度政府在1947年印度独立后即宣布自然继承英印政府在与中国西藏关系上的“遗产”,接管英国有关西藏的所有条约权利和义务,要求中国接受1914年西姆拉会议的结果,承认“麦克马洪线”。印度的此种宣称显然没有半点道理:一是印度作为新独立国家,怎能“继承”殖民帝国的遗产;二是英国签署西姆拉协定时用的是英国政府——并非英印殖民政府——的名义,英印政府成员参加的是英国代表团的名义,独立后的印度有何“资格”来“继承”英国政府的权益!

选择“非正式会晤”避开了诸多程序性、事务性的安排,也给了两国领导人更多的交流空间。这种会晤形式的选择既需要领导人的私人友谊,也有助于培养和增进领导人的个人感情。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印关系发展掀开新篇章。双方领导人致力于促进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2002年1月,朱镕基总理访问印度,双方签署了6项文件,促进了两国在多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了中印关系进一步发展。2003年6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华,双方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为两国合作提供了一个共同认可的框架,被视为两国发展“长期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的纲领性文件。根据《宣言》,“双方同意各自任命特别代表,从两国关系大局的政治角度出发,探讨解决边界问题的框架”,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得以建立,会晤内容从原来的聚焦边界问题扩大至整个中印关系。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印,达成了《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中印边界问题有了重要进展。2016年4月,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举行了第19次会晤。到目前为止,边界问题取得实质性进展。根据双方达成的协定:在边界问题未解决的情况下,维护中印边境地区实际控制线两侧的和平与稳定。1993年和1996年两个协定签订后,中印边境地区未发生过冲突,双方边民、军队和平共处。根据2003年和2005年领导人互访达成的协定规定,边界问题上的分歧不应影响双边关系的整体发展;双方应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两国关系大局的政治角度出发,通过平等协商,寻求公平合理以及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边界问题的方案。1996年之后,中印边境地区未发生过冲突,双方边民、军队和平共处。莫迪总理2015年5月访华前夕对《时代》杂志说:“中印边境并非动荡不安。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了,连颗子弹都没飞过。”在他访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写道:“双方确认,早日解决边界问题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是两国政府努力实现的目标。”2015年8月1日,中印两军在2013年曾经对峙数周的斗拉特别奥里设立第五个边防会晤点,16日,中印边防官兵又在此地共庆印度独立日。11月中下旬,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印度内政部长前后脚互访,双方同意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决定加强军事合作。2016年1月,中印就在实际控制线一带开设第六个边防会晤点展开磋商,以强化两军之间的沟通和建立信任措施;3月发布的印度国防部报告在谈到中印边境地区时措辞和语气异常平和,称“继续和平”,“两国军队虽然对‘实际控制线’理解不同,但双方通过热线建立了会晤机制,举行了边防人员会议”;4月,中印为通过新一轮“建立互信措施”改善边边境管理就建立军事热线进行的会谈取得突破性进展,印度国防部长称“对华关系是印度最优先处理的事务”,印度“致力于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李克强总理4月21日会见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时表示,要继续从中印关系大局出发,探讨通过外交途径以和平方式妥善解决边界问题;在找到公平合理、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前,一定要管控好分歧,共同致力于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宁。这也可以为两国深入推进经贸合作提供稳定的预期。他还指出,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动荡更加突出;中印两个最大新兴经济体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对世界是鼓舞,对亚洲是带动;双方要珍惜和维护好两国关系发展势头,充分发挥经济互补优势,开展多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沟通协调,发出中印携手维护和平稳定、促进发展进步的积极信号。多瓦尔表示,印中关系取得了积极进展,两国既面临发展经济的艰巨挑战,也拥有开展合作的巨大机遇。印方愿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深化经济、安全等各领域合作,妥善处理边界问题,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云顶娱乐在线登录,中印领导人东湖会晤

边界问题的影响在减弱

首先,印度在大国中似乎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奥巴马时期,美印确实有着比较明确的共同战略目标,印度拥抱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政策,意图同美国共同平衡中国在亚太的影响力。特朗普上台后,其不确定的外交政策一度让印度较为担忧。“洞朗对峙”发生后,美国并没有明确支持印度。而2017年底特朗普访华对印度更像是一个打击,至少让印度看到中美关系重于印美关系。

中国历届中国政府一直不接受西姆拉会议的结果,否认“麦克马洪线”的合法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更是明确认为中印边界从未划定,但主张可根据历史实际情况,通过与印度进行友好谈判协商,重新商定边界线。

二是,为什么选择“非正式会晤”的形式?事实上,中美领导人经常举行非正式会晤,如“庄园会晤”“瀛台夜话”“西湖茶叙”。但是,对于中印两国而言,两国领导人举行非正式会晤却是史上第一回。一般而言,选择“非正式会晤”避开了诸多程序性、事务性的安排,也给了两国领导人更多的交流空间。这种会晤形式的选择既需要领导人的私人友谊,也有助于培养和增进领导人的个人感情。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的互动中,一直很注重私人友谊的增进。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就任以来首次访问印度时,第一站到访莫迪故乡古吉拉特邦。而2015年5月莫迪访问中国时,选择的第一站也是习近平主席故乡西安。两国领导人的“家乡外交”已经传为了中印关系史上的美谈。非正式会晤既需要两位领导人私人感情的基础,也反映了两国领导人希望以此提升两国关系的发展。

[3][印]D.
R.曼克卡尔著,杨双举、王鸿国译,范名兴校,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1985年编印:《谁是六二年的罪人》,第7—8页。

[7]《尼赫鲁总理给周恩来总理的信》(1958年12月14日),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国和印度关于两国在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中印边界问题和其他问题来往文件汇编(1950年8月—1960年4月)》[以下简称《文件汇编》(1950年8月—1960年4月)],1960年,第192—195页。

20世纪50年代以来,英国、美国、苏联等国,曾经在不同时期对中印关系的发展产生过较大影响。随着中印关系正常化、两国综合国力的提高,以及国际局势的变化,这些因素的影响力越来越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在中印关系上没有受到任何外部因素的影响,1962年10月进行边界自卫反击战的决定,是在国内国际形势最困难的时候进行的。印度方面,其对华政策五六十年代多有其前殖民国英国的影子,此后由于主要接受苏联和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再加上出于共同对付中国的考虑,受这两国的影响较大。美国在1962年边界战争中先是误导印度进行军事冒险,后又向它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欲拖延战事,以图扩大美国在印度和南亚次大陆的影响。但印度独立后推行自主外交,即使在中印关系低谷时期最需要外部援助时也不接受有损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苛刻条件,与其他国家基本上是互相利用的关系。近年来,印度外交更加灵活,与其他大国的关系基本上是基于利益原则。2015年11月,就有印媒文章直言不讳,称印度可从中日之间的经济角力中“渔翁得利”。2016年4月,有印度学者直言,“印度永远不愿公开与美国携手”,但为了平衡中国可以与美国及其盟友进行合作。

[2]这三个管道是:当时的中国中央政府代表陈贻范在西姆拉通知英方,称中国政府拒绝对他草签草约的行为承担责任,不会接受此种解决方案;中国政府照会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声明界务一端,不能承认;中国政府电告驻伦敦公使刘玉麟,要他到英国外交部声明:中国谈判代表陈贻范是在没有得到中央政府指示和被迫的情况下草签草约的,中国政府不能承认。

中国与巴基斯坦经济、军事、外交关系密切,但在处理印度最为敏感的克什米尔问题时一向坚持中立原则,在涉及印控克什米尔时谨言慎行,中印关系缓和后还在印巴之间作了大量的调解工作。印度虽然对目前正在推进的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心有不悦,但也很少有过激言辞。有印度媒体对2015年6月中国潜艇首次访巴进行炒作,但也有印媒认为没必要对此过度解读,印度洋不是印度的“内湖”。[11]

影响中印关系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是中印两国与南亚其他国家的关系。南亚地区一向被印度视为其势力范围。在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尽管中国本着平等互利、坚持原则的方针发展与巴基斯坦、尼泊尔、不丹等南亚国家的关系,但印度却高度敏感。随着中印关系的明显改善,印度对中国发展与南亚国家的关系反应渐趋冷静,在处理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时更加务实。目前中印两国在南亚地区有竞争,但难言对抗。

关键词:中印关系 边界问题 亚洲 未来

内容提要:和平、友好一直是中印关系的主流。妨碍两国关系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是英国殖民印度时期历史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所谓西藏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印度对中印边界问题的认知和态度出现了积极变化,边界问题对中印关系的影响呈减弱趋势。在与亚洲其他国家、特别是印度邻国的关系中,中国始终遵循睦邻友好、互利共赢的原则,发挥着建设性作用。在印度对华政策方面,域外国家的影响越来越小。中印在战略层面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而非“零和”游戏。中印关系的友好、和平发展是亚洲大陆乃至整个亚洲光明未来的重要前提和保证。

英国在中印边界问题的产生和发展上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中印边界问题是英帝国主义者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通过精细谋划,狡诈地埋在中印之间的一颗炸弹。英国为了扩大英属印度势力范围,试图以文件形式划定英属印度的地理边界,为此采取了图谋西藏“自治”、制造“麦克马洪线”等一系列措施,为日后中印边界争端埋下了纷争的种子。中印边界争端长期得不到解决,除了英国因素外,主要还由于中印双方对这一历史遗留问题截然不同的认识和解读。

中国西藏地区90%的对外贸易面向尼泊尔,中国对尼泊尔一直提供大量经济援助当在情理之中,但在尼泊尔长期有着主导性影响的印度在很长时间里戒心很重,并屡屡对尼施加影响。对于印度的做法,中国并没有提出批评和指责,甚至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为了照顾印度的心理,满足其部分要求,修改了与尼泊尔业已签署的道路建设协议,让出一部分路段给印度。2015年4月尼泊尔大地震后,中印都积极援助尼泊尔重建。10月,印度封锁尼印边境导致尼泊尔汽油严重短缺,中国应尼泊尔请求紧急提供了130万升汽油以解燃眉之急,但并未对印度的做法进行评论。

中印之间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

[8]《谁是六二年的罪人》,第12页。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印关系有了重大进展。1984年10月,接任遇刺身亡的英迪拉·甘地出任总理的拉吉夫·甘地接受访华邀请,中印关系的僵局被打破。1988年12月,拉吉夫·甘地应中国总理李鹏的邀请,在其外祖父尼赫鲁1954年访华34年后作为印度总理第一次访华,恢复了中断28年之久的两国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对话,被称为“破冰之旅”,标志着1962年以来中印相互对立的结束和新的睦邻关系的开始,中印关系走向成熟。此后,中印边界问题虽有争论、争吵,但都有效避免了武装冲突的发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英美印俄五国有关中印边界问题解密档案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12&ZD189)

虽然中印边界问题极其复杂,解决问题需要有长期准备,中印关系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处理,今后的发展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但我们应体认到,边界问题对中印关系的消极影响在趋向减少,维护边境地区的安宁、寻求共同发展已成为中印两国的共识。中印两大文明古国,有足够的智慧和耐心最终找到公平、公正地解决复杂棘手的边界问题的方法。只要双方都采取主动行动,进一步加强交往和互动,切实照顾彼此的利益关切,妥善管控分歧,就会实现共赢。越来越多的中印有识之士达成共识:只要中印携手,亚洲大陆就会和平、稳定,整个亚洲就不大可能出现大的动荡。中印关系的和平发展,对于亚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按照印度官方的立场,中印边界东、中、西段都已不存在问题。印度认为,其北部边界“不是习惯上早已被承认,就是已被条约所确定,或两者兼而有之”;其东段边界已在西姆拉会议上“正式确定下来”,麦克马洪线并非一条新产生的边界线,“只是确认了那个地区长期存在的、基于种族的、自然形成的行政管辖线”,“具有完全合法的地位”。[4]尼赫鲁在1950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入藏后声称,“麦克马洪线”此后将继续作为印度与中国西藏之间的边界。[5]关于中段边界,印度认为它沿河系之间分水岭延伸,所谓的根据是“旧时税收记录和地图”以及数百年来印度行使行政管辖权的范围界限。关于西段边界,印方坚称业已划定,所列“理由”是1684年的丁莫冈条约以及1842年10月查谟邦多格拉族统治者、克什米尔国王古拉伯·辛格与西藏喇嘛古鲁莎黑巴和清朝皇帝的代表三方签订的一项协议。[6]尼赫鲁虽然承认“中印边界并没有全线正式划定”,但在后来于1959年9月26日给周恩来的信中却要求把整个阿克赛钦地区划给印度。[7]

二是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分歧减少、共识增加。中印边界问题是典型的英国殖民主义的产物。中印两国在边界争端上的症结源于双方对历史遗留问题的不同认识和解读上的差异。

[10]
《周恩来总理给尼赫鲁总理的信》(1959年1月23日),见《文件汇编》(1950年8月—1960年4月),第177页。

[9]见印度军队官方历史记录:《印度:1962年与中国冲突的历史》,第二章“中印冲突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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